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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民教授详考梅花拳
梅花拳大师韩百广论动
论殷商武术文化的发展

马爱民教授论殷商武术文化的发展

从商代卜辞和历史典籍的记载分析,殷商时期的军旅武艺活动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是可以肯定的。从殷墟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反映出商王朝军旅征伐战争的频繁和对武艺活动的重视。据考,商代的武官主要有“马、多马、亚、多亚、箙、 射、多射、三百射、卫、戍、牧 ”等。他们这些具备一定武艺的武官都有不同的分工,“戌、牧,是驻守在边境的武官,箙、射是管理弓箭手的武官,犬是专门从事打猎的武官。”殷商时期出现的大规模的军旅征伐活动,必然要对士卒的武功技艺有着一套训练要求,商代的军队编制规定在甲骨文记载中有:“丁酉贞,王作三 :右、中、左。”(《粹》597)“甲骨文中的旅字,除用作人名外,还可作军旅之旅。卜辞中有‘右旅’、‘左旅’的记载。”殷商时期军队的数量,虽然甲骨文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有关征伐战斗时使用的兵力配备情况,甲骨卜辞有“百人”、“千人”、“三千”、“五千”等,前引卜辞记载,最多的一次达到了“一万三千人”的队伍规模。殷商时期的战争连年不断,俘获敌人不仅要靠手中的戈矛兵器,而且也离不开徒手搏斗武艺的发挥,卜辞载:“八曰,辛亥允 ,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在梦,九月。”(《合集》7771)在征伐搏斗中一次就生擒俘虏2656人,说明商王朝武装力量的强大,展现了军旅武艺在战争中的威力和作用。马明达先生说到:“大量考古材料证明,从早商到晚商,从商王室到邦伯、方国、诸侯,都拥有数量众多、装备整齐的军队。”商王军队中开展有较系统的武艺训练,主要有长兵和远兵两种技术构成商代军旅武艺,但武艺本身还具有较明显的原始特征。“商代兵种主要有车、步两种,车兵居其主,步兵为其附。车兵每辆战车一般是三人,每人一套兵器,有弓、矢、戈、刀及磨砺兵刃的砺石等,车上的战士,御者居中,执弓者居左,执戈者居右。”由左、中、右甲士组成的车战形式,左方甲士手持弓箭,主于远射,在长距离杀伤敌人,右方甲士手握长兵或戈或矛在敌我双方两车交错之际挥戈勾杀,或持矛击刺,这种通过平时训练掌握的戈矛武艺又经战争的检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挥。周伟良先生在《中国武术史》 指出商代的“主要作战方法是车战,其武器使用除了弓箭外,主要还有戈、矛、戟、殳等长兵。戈是用来勾杀的,故谓之勾兵,矛是用来刺杀的,故谓之刺兵。古人在实践中,又把戈与矛的形制结合起来,制造成了一种既能直刺又能横勾的武器,那就是戟。从戟的形制可以看出,其用法也应当要比戈、矛复杂。”戈、矛等长兵器在商代车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军旅武艺逐渐在民间和后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各地的商代考古中就发掘有不计其数的戈、矛等兵械,这类长兵器杀伤力极大,其长度将近人体躯干的3倍,显示了我国3000多年前殷人的武技和兵器使用的水平。我们知道,在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有“武”字,它是一个“持戈而立”的象形字,我在《殷商文字武义追踪与中国武术套路溯源》一文中曾经论及,甲骨文的“武”字构形最早义项应是舞蹈,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原始的武舞本义,战争、征伐和武功等则是“武”的引申义,这说明殷商时期的武艺活动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射、御则是商代车战中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它在大规模的征伐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殷商甲骨文象形字对“射”的记载甚多,有关“御”、“舞”的卜辞在甲骨文中也很常见,它成为商代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对于射、御技术与武舞活动练习还都被列为商代学校学习掌握的主要内容。

习云太先生 提出:“在车战之前,没有发现骑战,这是因为不允许奴隶驾骑。奴隶主毕竟是少数,骑在马上不如坐在车上,有奴隶来充当步兵跟着保护更安全。因此,车战出现较早于骑战。”商代军事斗争激烈,统治者武装有强大的军队,车辆被广泛用于战争和征伐,普遍使用青铜兵器,军事武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谷世权教授[8]考证认为:“战争扩大,作战形式复杂,要求组成军队并进行训练,还要使用和不断改进兵器,甚至形成社会尚武风气和出现武人专政。”关于商代的战争军种形式,“从出土文物看,商已有车战,还有骑射遗迹的发现。对多兵种和复杂武器的组编与训练,无疑也会受到重视。”殷商甲骨文有:“ 多马,乎射,禽? 多马亡乎射,禽?”(《粹》943)这是殷人骑马射箭的最早文字记载。李民先生主编《殷商社会生活史》一书载有:“在第13次发掘殷墟时,于小屯发现了人马合葬的小墓,其中一人一马一狗,另一动物和四件陶器,骨架下压着一套武器,计有戈一、刀一、弓饰一、砺石一、簇十……(根据)武器及所有环境来看,这匹马似乎供骑射的成份多,而供驾车的成份少。很可能这个人就是骑这匹马的骑士。”这说明殷人不仅能在快速奔驰的战车上立射,而且还可飞马骑射,命中目标,后者比前者在射箭技术上的难度要求更大,但“骑射”直接用于战争还未见有更为详实的文字和实物材料,因而,骑射武艺在商一代的活动状况仍需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总之,商代的战争形式和使用的兵器技术也呈现出武艺多样化演进趋势和特征,这为我国武术活动在春秋战争时期的勃起和转折变化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商代的甲骨文中常有“步、伐”一辞,由于商代军旅武艺主要是使用“戈矛”长兵器,相对于出现近身搏战时,我们相信,最有效的还是以“赤手空拳”的徒手搏击武艺为主,特别是“步兵”掌握徒手搏斗武艺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商代卜辞:“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郭沫若先生说:“多方,多国也,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当为一词。教即教学……考教戒一词,可能为武术传授之教戒。”甲骨文“戒”字构形为“綻”,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以手操戈的形象。更准确地讲,此条卜辞当指方夷氏族部落贵族子弟来到商的王都殷学习掌握兵器戈的武艺,这也是殷商时期盛行以戈为代表的主要军事武艺技术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可以推断,这种学习与交流促进了商代军族武艺的全面发展与提高,并形成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训练经验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称:“商代在战争中,除了用正规军作战外,常常征集众、众人参加战斗。”又说:“众在平时从事农业生产、田猎、古王事等多种活动。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众是商代的非常备军,他们与正规军(师与旅)一起,共同构成商王国的军事力量。”既然“众”要经常参加“田猎”活动,又是商代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他们必然会逐步熟练掌握徒手或持械等搏兽的搏斗技能,同时,也将修习戈矛弓箭等与战争相关的军旅武艺,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技击搏杀本领。从而,这种“王者之事”的武艺活动,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独有技能。天津体院梅杭强先生在对田猎活动与商代军事武艺训练关系的问题研究时明确指出:“ 古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必须垄断一切军事手段。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是田猎和武舞。田猎的目的,是训练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及驭马驾车技术,是纳身体、技术、战术的训练为一体的综合训练。” 又说:“田猎活动也包括‘空手以搏’和‘手格猛兽’的搏斗技能。”(2004年人民体育出版社《中国武术教程》上册,第32页)上述考论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这种“综合训练”对殷人武艺活动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殷商时期既有商王亲自出现在狩猎场上擒获猛兽,也有场面宏大集体参加的田猎活动。卜辞有“获不?允获麋四百五十一。”(《合集》1034反)这条田猎卜辞记载擒获的麋鹿就有451头之多,可见这是一次融练兵、习武和劳动为一体的大规模田猎活动。商王进行田猎活动已成为常事,其中一次商王在田猎活动中擒获到一只大狐狸。卜辞载:“戊王其田于画,擒大狐。”(《合集》28319) 对于“田猎”活动的特点,一般来说,它既是一种生产劳动,又是一种军事武艺操练,同时,它还有体育意义上的娱乐作用。蔡宝忠先生指出:田猎“其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搏兽等。在田猎卜辞中不仅有大量的获得野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奴隶主贵族是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想的敌人,以田猎习战阵,或者直接进行征伐。因此,田猎的过程是当时武术训练的重要形式。”田猎,作为商代频繁进行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商王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正是反映了帝辛在后期长年对外征战,不惜消耗国力,接连不断的调用大量军事力量,对许多方国进行残酷战争的结果。在激烈的战争过程中,军旅武艺活动也正是由于战争的推动加速了它在搏斗技能方面的发展和提高,军旅使用的武器不断得到战争的实践与改进,在充满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下,商代的武艺活动走向了新的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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